毛泽东与尤金密谈：“我们内部将出大事，其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车站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
01
建国之初，1949年岁末，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进行友好访问。
随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署仪式的圆满落幕，斯大林随即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宴会。在宴会上，中苏双方的官员们纷纷举杯互致祝贺。斯大林面带关切之情，向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同志，您返国之后，若有任何对苏联的所需之处，请尽管直言不讳地告知。”
在归国前夕，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同拜访了斯大林。在那次会面中，斯大林对历经数十年艰辛奋斗的中国革命表示敬意，并建议毛泽东将他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编纂成选集，并特别提出需同步推出俄文版本。斯大林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对于苏联的同志们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与指导价值。
斯大林昔日对毛泽东颇多微词，曾戏谑其关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理论为“黄油马克思主义”。此一提议，实则表明斯大林已认可毛泽东在中国作为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此举堪称一种既巧妙又含蓄的自我纠正。
毛泽东洞悉斯大林的隐含之意，随即指出，苏联共产党在理论总结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始终是我们实践活动的指南。因此，整理我的著作时，自当以这些经验为依据。鉴于我们自行总结可能存在不足，我恳请斯大林能派遣一位理论修养深厚、马列主义造诣精深的苏联同志，协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赞同了毛泽东的请求，他轻松地回应道：“我们可以指派尤金院士负责这项任务。或许你们对他还不甚了解，但他对马列主义理论有着深厚的造诣，是苏联科学院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的院士。你们觉得如何？”
毛泽东首次听闻尤金其名，便即刻表达出热烈的欢迎之意，他微笑着对斯大林说道：“此类人才最为难得。”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莅临斯大林七十华诞的庆祝活动。
02
毛泽东返抵京城不久，尤金亦迅速踏足我国土地。
尤金先生对中文一窍不通，因此必须借助中方翻译家师哲，擅长将毛泽东著作译为俄语，以及苏方翻译家费德林的中文翻译技艺，将毛泽东的文章逐一转化为俄文。经过他们共同努力，译稿得以呈送尤金审阅，最终汇编成《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版本。
尤金在苏联堪称理论界的权威人物。然而，他对中国的认知却相对匮乏，自视其才智高过深山沟壑中崛起的毛泽东。因此，他初来乍到便摆出一副导师的姿态，对师哲和费德林翻译的俄文内容品头论足，不是这里不对，就是那里有误。
譬如，文风过于质朴，难以跻身高雅之列，诸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等表述，显得颇为粗俗！尤金挥毫泼墨，对毛泽东此类用语进行了大胆的修改或删减。
毛泽东在文中还有“生生死死”的说法，尤金认为明显是不合逻辑，对师哲不满地说：“这种说法也需修改，在俄文中理应更加优雅，符合革命者的文化修养！所有诸如‘生生死死’、‘鬼鬼神神’的言辞，皆应予以删除！”
师哲，我国杰出的翻译家，曾担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并担任中央编译局的首任局长。
师哲不得不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尤金对主席的文稿进行了较大的文字修改。”
“怎么改的？”毛泽东问。
宛如将中国文言文进行了彻底的口语化改造，原本充满韵味的意涵，在他笔下变得平淡无奇，犹如白开水般索然无味。更甚者，他竟将几乎所有生动的语言表达，硬生生地按照他那套僵化的俄文风格来重塑，几乎全然丧失了原有的鲜活叙述。
毛泽东并未明确表态。事实上，毛泽东有他独特的策略，他不主动去纠正，而是静待尤金主动上门。正如预期，尤金真的找上了毛泽东，他希望探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深层含义。由于俄语中缺乏这样的表达，直译可能会让苏联人感到困惑：“为何恰好是一百家，既不少也不多？”
毛泽东坚定地表示：“即便是一百家，多出一百家绝不允许，少去一家亦是不可。”
尤金察觉到了毛泽东的不悦，领悟到毛泽东的文字不容随意篡改，他肩负着忠实传达的使命。自此，尤金开始尊重中方翻译师哲的见解，致力于以忠于原文的直译而非个人俄文意译来“规范”翻译毛泽东的著作，并由此真正开始深入了解毛泽东。
尤金
03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战火燃起。随后，美国军队介入了这场冲突，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我国的安全。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约见尤金先生进行深入交谈，其间特别强调：若美军在朝鲜增兵，单凭北朝鲜人民军的努力是难以与之抗衡的。他们迫切需要我国的直接支援，唯有如此，方能战胜美军，并有效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这场对话中，毛泽东虽未直接点明中国出兵之事，但其言外之意却清晰可辨。这实际上是通过尤金传达给斯大林的信息，反映了中国对于朝鲜战争爆发所持的基本立场。
朝鲜半岛战争结束后，中共内部的矛盾逐渐显露。1954年元旦，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尤金，并倾听了他传达的苏联政府对朝鲜问题所提出的数点看法。紧接着的1月3日，尤金访问了杭州，拜访了当时正在那里工作和休养的毛泽东。师哲回忆说，在这次会晤中，毛泽东对尤金暗示，中共内部将发生重大变故，性质是“有人企图推翻我”。他还表示：“在我们党内，或许乃至整个国家，都将面临动乱。”这一言辞令尤金深感震惊。
原本，尤金的此次访问，旨在向毛泽东传达苏共内部的一项重大变动——斯大林离世后，赫鲁晓夫继位并罢黜了贝利亚的消息。在会面之际，尤金向毛泽东宣读了苏共中央于1953年1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处决贝利亚的声明。随后，师哲将尤金的话语逐句翻译给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倾听，并对判决书中提及贝利亚在内战、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斯大林离世后所涉阴谋活动的细节，向尤金进行了深入探询。此外，他还就贝利亚与“外国间谍”及“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勾连与联络情形，向尤金进行了详尽的询问。尤金对此一一给予了答复。
尤金惊讶地发现，毛泽东随后的表情与言谈间透露出异样的光彩。
聆听了尤金的发言后，毛泽东不由得轻声一笑，继而开口道：
“这不奇怪，我们这儿也有这种事情，北平解放以后发现的档案材料表明，张国焘，我们的一个变节者，早在1920年就被反动的秘密警察所雇用。……
王明1930年在上海就曾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中共人士了，但他却能够走出监狱，毫发无损，而那些不太出名的中共人士却被国民党处决了。
揭示贝利亚的真相，不仅对苏联，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深远影响。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在揭露和审判贝利亚问题上的举措，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继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近期，我们这里涌现了一些不甚健康的现象。虽非广泛蔓延，却已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产生了一定影响，故而绝不可掉以轻心。”听闻此言，尤金感到困惑，难以把握其核心，仅是张口无言，露出迷茫的表情。
毛泽东进而强调道：“在党内，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情况，个别人试图煽动部分政治局成员对他人产生对立；更有甚者，有人试图将政治局成员的个别疏失夸大，将其描绘成常态，以此诽谤同仁。对此，我们正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并将及时予以处理，绝不容忍任何邪恶势力的滋生蔓延。”
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必须铭记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历史经验已经明确指出，从党的高级领导层至基层党员的团结与凝聚力，是实现革命目标的核心要素。针对团结这一议题，中央委员会正在草拟一份特别文件。此文件将不对外公布，预计在两至三周内完成。待文件定稿后，我将通知你。”
会晤落幕之际，毛泽东特地叮嘱师哲：“务必将尤金大使今日之行记录成文，呈送少奇同志及政治局诸位同仁审阅。请少奇同志深思，针对我们身边的‘贝利亚’，应如何处置？”
此次会面历时约四小时。那时的尤金自然未曾料想，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他向苏联共产党传达信息，表明中共即将着手处理高岗事宜。
高岗
04
1954年3月31日，尤金在个人日记中详实记载了3月26日与毛泽东所进行的一次颇具深意的对话内容。
根据中央指示，就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如何协调苏共中央与中共、朝鲜人民共和国和民主越南领导人的事宜，我去拜访了毛泽东，同时将苏斯洛夫同志的信的内容告知了他。有关这两个会谈内容另有备忘录。
在上述两个议题得到深入探讨之后，我打算告辞。然而，毛同志却诚恳地邀请我留下，声称他希望与我进行一番交谈，正如我们过往所习惯的那样。这种对话，以同志间的身份进行，也正如同我上次访问中国时我们所经历的情形。
他表示，在杭州逗留期间，他的休憩颇为舒心，身心状态极佳。在这35天的长假里，他于山林间漫步良多。“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言道，“外界有传言说我病情严重，有的甚至说我是重病患者，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也有人传言我患有心脏病。更有甚者，传闻我已故去，高岗将接替我的位置。然而，你们看，我依旧健健康康，短期内绝无离世之虞。”
循着前述高岗的见解，毛泽东指出：“长久以来，我有一种感受，党内与党外均存在一些异常现象。这如同地震般，此处震动，彼处震动，却难以明确震源所在。直至去年六七月间，当中共中央召开经济财政会议之际，这一现象愈发显著。自1953年7月至12月，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似乎在党内存在着两个核心，一为党中央委员会，另一则隐于地下，难以察觉。党内对此震感的感知尤为敏锐。12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后，诸多事宜得以明朗。如今，我们已洞悉这些现象的成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另一场地震不会在别处发生。”
在谈及“高岗事件”的诸多细节时，毛泽东向我透露，中央全会结束后，两个委员会投入了整整两周的时间，对众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梳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高岗与饶漱石此前均曾遭遇逮捕。他们在那段经历中的某些片段尚存疑点，但如今已有部分得以廓清。在个人品德方面，高岗道德沦丧，拥有众多女性，现已查明，其中不乏敌对势力成员。目前，中共中央正通过多种渠道努力查明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势力有所勾结。关于高岗活动的众多重要资料，均由其秘书提供。高岗曾因贝利亚事件前往莫斯科，毛继续讲述道，归来后的高岗表现得异常活跃。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凸显了问题本质，（高岗）自莫斯科返国后，对苏共中央决策中的两个关键点未曾透露于众：这关乎个人崇拜带来的破坏以及党的集体领导之重要性。尤其是归国后，高岗并未直接返回家中，而是径直前往北京饭店，那里正是省里前来出差的我党工作者下榻之地，他随即开始对他们展开工作。高岗与饶漱石所组成的反党集团正是通过此类手段进行秘密活动：表面上声称拥护毛泽东与林彪，实则先是针对刘少奇发起攻击，继而又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然而，显而易见，”毛说道，“这并非仅仅是个人之间的纷争，它关乎党的利益与党的团结。”
我说，这是分裂分子的惯用手法，他们没有力量来公开反对毛泽东。
毛回应道，有人借其名义行分裂之事，误导了众多同志，正因如此，他必须立刻且坚决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否则，“分裂主义的毒瘤将可能在党内肆虐扩散”。
在“高岗事件”被揭露后，绝大多数党员能够理性看待党中央所采取的行动，然而部分人却显得反应迟钝。毛泽东以轻松的语气调侃道：“我曾提议让高岗加入政治局，并任命他为中央政府副主席。如今，同志们面对高岗事件的相关措施，不禁质疑中央委员会为何疏忽了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显而易见，那是因为我那时视力不佳。他们又问，我视力不好怎么工作？我回应说，我又重获了视力。”在此事上，毛泽东透露他在去年年底身体状况不佳。
苏联法官对贝利亚的裁决，为中共中央揭示高岗反党行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判决范例。彼时，毛泽东对高岗涉嫌反党行径尚存疑虑，尚未确信无疑，因此对二人关系持谨慎态度。
我指出，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在杭州的会谈中，当提及要政治局成员深入理解对贝利亚的审判时，毛泽东并未提及高岗。毛泽东表示，当时中央委员会尚未掌握所有情况。最初，他们认为无需召开中央全会，但随后又决定召开全会。他表示，如今他感觉身体状况有所改善，这一切都促成了一个更加健康的局面。随着更多关于高岗的资料逐渐公之于众，诸多细节得以澄清。最终，决定将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作出最终决定。
我援引了列宁的论断：一个政党若能剔除自身的敌人，便会更加坚不可摧。针对此观点，我指出，中共正是在当前形势下，正逐步增强自身的实力。毛泽东则补充道，即便如此，也难以完全杜绝未来可能出现的“分裂分子”。针对我对“有阶级即有阶级斗争，党内也不例外”这一观点的反驳，毛泽东回应道：即便表面上看党内一片祥和，实则并不意味着党内真的风平浪静。
谈及高岗与科瓦廖夫的交情，毛泽东便询问我是否曾读过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的信件。我回应称未曾，然而斯大林同志曾向我透露了信中的内容。毛泽东表示，他本人保存有此信，愿意让我一阅。信中，高岗详尽地提出了所有建议，其主旨明确指出，在中央委员会中，除他之外，难觅一位称职的同志。高岗亦直言，中央委员会中部分成员亲近美国，另有少数人反苏，他们误导了科瓦廖夫。显而易见，高岗对此已有深思熟虑。
我询问科瓦廖夫是否仍在岗位，得到的答复是：我并不知情，只是听闻他是一位深陷政治漩涡的铁路从业者。在中国，他并非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师哲的会谈中，他提及自己认为科瓦廖夫目前担任着煤炭部副部长的职务。
05
1955年5月25日，尤金再度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
尤金这次拜访，目的是向毛泽东递交苏共中央这年5月23日给情报局成员党的信件。毛泽东对苏共中央的信件内容和苏共的建议非常赞赏，对尤金说：“这些举措原则性鲜明，完全正确无误。”
在与他人的深入交流中，毛泽东便开始谈论起我国当下的局势，并向对方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情况。
在交谈之中，毛泽东再度令尤金感到震惊。他指出：“在我们国家，同样存在着贝利亚式的人物，胡风便是其中之一。”他继续说道：“胡风身为反动分子，其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均属反革命行径。”“目前事态已然明朗，胡风已成为一个地下反动组织的核心成员，该组织已获得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特务机关的全力支持。”
毛泽东向尤金提及胡风，并指出他曾在1925年领导了北京的共青团组织，但后来其立场发生了转变。胡风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却均迅速获释。据证据显示，胡风可能曾被国民党或日本特务机构雇佣。至于胡风所倡导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其矛头直指共产党，他被认为是“以笔杆子行凶”。当前针对胡风的斗争以及我们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已经明确指出，在我们众多关键领导岗位中，依然存在着“反革命分子”，包括胡风分子，如女作家丁玲等。
尤金凝神聆听师哲逐字逐句地诠释毛泽东的言论。此刻，毛泽东的脸上流露出坚毅的光彩，尽管话语声量不高，却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威严。他言道：
每个人皆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要么紧随党的步伐，要么甘于沉沦。目前，我党拥有700万党员队伍。在最近一次的党证换发过程中，我们果断地将35万名不合格党员清除出列，这相当于总数的二十分之一。这些党员中，有的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有的道德沦丧、贪污腐败、行为不检，有的则是投机取巧、动机不纯。
总之，胡风事件使得逆境转化为机遇，揭示了诸多人士意图投身我党，企图从中谋取私利。
对此，我们绝不容忍，必须将他们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党。时至今日，我们清除的力度尚显不足，党内有如此众多的胡风分子存在，正是问题严重性的明证！
若不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岂不妥当？在我国，阶级斗争正日益加剧。应当将胡风及其追随者作为警示案例，以此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确保他们时刻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
毛泽东走到窗前，回头说：
我方队伍中那些背离党纲的分子，实则心口不一，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高岗与饶漱石在从事反党活动时，分别运用了两种策略。
高岗是个毫无道德、醉心于权力的人，在他的小帮派圈子里他散布说，毛泽东身边聚集了两个不可信任的集团：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等等人；另一个是以周恩来为首，包括了政务院和解放军中很多人。
高岗说什么要反对这两个集团来保卫我毛泽东。这鬼话谁相信？高岗是一个流氓，生活很糜烂么！他在一周内要跳8场舞会，无论何时，只要他高兴，就下令召集女人到他那儿跳舞，还召集过你们苏联的女人陪他跳舞，通宵达旦，舞场后面的房间里还有睡觉的床。很不像话么，他搞的是什么鬼名堂么！
高岗在个人品行上堪称卑劣，在政治领域更是目空一切，其历史记录始终充斥着污点。他曾与一位历史上声名狼藉的人物张明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此，高岗辩称，他正是通过张明远与苏联奉天总领事建立了联系。
岂有此理！1926年，张明远不幸被中共开除党籍，然而，高岗却力排众议，将他再次纳入党的行列，并派遣其至东北党校深造。东北解放之际，高岗巧妙安排，将张明远调至沈阳，使他得以加入中共中央东北局，投身革命事业。
毛泽东曾提及，在捷沃西安同志访问我国期间，我们原本指定李富春同志负责陪同。然而，高岗同志千方百计地挤入了陪同捷沃西安同志前往东北的行列。恰逢李富春同志因感冒身体不适，高岗同志得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
尤金闻言，心中颇感惊讶。被誉为“东北王”的高岗，堪称中国最坚定的苏联支持者。他不仅主张与毛泽东所倡导的“一边倒”政策一致，更是意图将东三省纳入苏联的版图。尤金向毛泽东陈述道，他本人也曾陪同捷沃西安同志一同前往东北，途中与高岗有过两次交谈，内容主要涉及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架构。然而，高岗在交谈中并未展现出特别亲近我们的态度。
毛泽东未理睬尤金，言道：
高岗与捷沃西安同行，深入东北腹地，意图先行接触即将访华的苏联高层，以便提前掌握苏共内部资讯。他渴望与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期待苏联对他比对中共更为信任，并企图以此手段对中共施加影响。然而，这种行为未免过于天真。苏联党难道会过分重视个人，而忽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下共产党的集体主义精神？
饶漱石（右一）
毛泽东接着说：
饶漱石表面上对党展现出了无比的忠诚，然而暗中却为国民党和外国特务机构从事着秘密行动。他堪称中国版的贝利亚。他提拔叛徒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与美、日以及国民党特务机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将我党的情报悉数泄露给了他们。他和胡风同属我党的内鬼，充当着无间道的角色。
毛扳指道：
饶漱石、杨帆，以及潘汉年，这三位被视为“臭皮匠”的人物，曾联合领导一个反革命组织。潘汉年曾向蒋介石集团泄露了我方所有重要情报。在1950年的头两个月，他向台湾透露了苏联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的情报。这一行动直接引发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随着蒋介石集团被驱逐出大陆，潘汉年因为我方情报搜集工作立下头功，蒋介石先后四次对他予以勋章。这些授勋文件及其他证据，均被我方情报部门截获。潘汉年的罪行，实属咎由自取！
尤金凝神聆听，心中困惑，不明所以，潘汉年此举的用意，却又难以启齿询问。
潘汉年
毛泽东继续说：
我亲爱的苏联大使同志，回溯至两年前，即1953年，对我国的中共而言，面临的形势实属严峻。
你不曾察觉吗？在1953年12月24日，杭州举行的某次政治局会议上，我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共内部存在两个司令部。一是公开的司令部，致力于战胜困难，那自然是我所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另一则是隐秘的司令部，它通过制造各种困难进行阻挠，暗中反对我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并在各个角落散播流言蜚语。
在那次会议中，我并未透露地下司令部的首领是谁。然而，你或许知道，高岗与饶漱石在听闻我的话语后，立刻显得神色慌乱，他们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随后，当我们宣读你带来的关于苏共中央揭露贝利亚反党活动的材料时，他们的神情如同落水之犬，显得狼狈不堪。
因此，那些心怀叵测、背叛党的阴谋分子，内心深处必定藏匿着鬼魅，他们不敢直面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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